铁窗内外：从一起“讨要嫖资”案看刑事律师眼中的司法褶皱与人间褶皱

episode Ⅰ :

“少年意气，却陷不虞之事。”

   一小伙儿和几名年轻人将一卖淫女孩送往酒店之后，女孩发回嫖客不付钱且欺负她的消息，于是一帮人便前往讨要嫖资，讨要过程中有威胁的言语，并发生了肢体冲突，之后对嫖客嫖资进行了打折，收取嫖资之后众人离开，嫖客随即报警，众人被抓。

   公安机关以介绍卖淫罪和敲诈勒索罪开始侦查，后公诉机关将罪名变更为介绍卖淫罪和抢劫罪。小伙儿对抢劫罪罪名完全不认同希望委托律师帮其打掉抢劫罪的罪名，经过我们团队的深入分析，抢劫罪的罪名确实存在巨大争议，家属在咨询了律师费和成功几率之后，在综合考量之后还是决定放弃辩护。

   家属做这个决定的具体缘由不得而知，其中可能有几率的问题，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律师，在其他人都已认罪的情形之下，我无法给出必然能打掉抢劫罪罪名的承诺，但更大的因素可能还是家属的经济条件，其实我们已经报了非常低的律师费价格，但家属还是选择了放弃。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即使有1%的几率，大多数家属都会选择尽力去争取。犯错了应受到处罚，但应该受到罪刑相适应的处罚，在此并非说相关机关的指控一定就是错的，但法律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对法律的理解不能说绝对对错，但每个人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案子，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催收债务罪等都是可以去争取的罪名，而非一定是最严重的抢劫罪。但在当事人深切的期望家属能够委托专业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形之下，家属宁愿让其承受被判最严重的罪名的风险也不愿委托律师辩护，这必然有他们自己的考量，虽为当事人惋惜，但这也正是实践当中法律与情理之间相矛盾的地方吧。特有感而发，写下本篇文章。

episode Ⅱ

“我只是想拿回她该得的钱..”

   看守所会见室的铁栏杆在暮色中泛着冷光，当事人小陈戴着械具的双手微微发抖：“杨律师，我只是想帮小美拿回该得的钱，怎么就变成抢劫了？”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22岁青年始终想不明白，为何替同伴出头讨要嫖资会招致十年起步的抢劫罪的重罪指控。而在遥远农村老家，他的母亲正攥着破旧的帆布包反复计算：请律师要花掉全家半年的积蓄，但儿子可能依然要坐十年牢——这笔账，怎么算都像是无解的方程式。

episode Ⅲ 

"诸般褶皱，犹得一丝光明"

一、法律条文背后的褶皱地带

   本案的罪与非罪之争，恰似照进司法褶皱地带的一束强光。公安机关最初以敲诈勒索罪立案，公诉机关却变更为抢劫罪指控，这背后折射出法律解释的复杂光谱。

   刑法中的抢劫罪要求“以暴力、胁迫手段劫取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则强调“威胁要挟手段”。当小陈等人持棍棒闯入酒店房间，以“不付钱就曝光”相威胁，最终收取60%嫖资后离开——这些细节在司法解释中可能产生多重解读：威胁程度是否达到“压制反抗”的抢劫标准？嫖资本身的非法性是否影响财产属性认定？打折收取能否体现非法占有目的？

   丽庆禾律所刘文庆主任和杨怀亮律师为主的刑辩团队在论证时发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为索取债务使用暴力的，一般不认定为抢劫”。虽然嫖资不受法律保护，但若当事人存在真实债权认知，或可参照“非法债务催收”的相关规定。这种法律解释的弹性空间，正是刑事辩护的价值所在。

二、经济褶皱里的司法选择

   “律师费能再便宜两千吗？我们真的凑不出了。”当事人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皱巴巴的存折，这个画面远比法律文书更令人揪心。当司法救济成本超出底层家庭承受能力，程序正义在现实褶皱前显得如此苍白。 

   在同类案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会委托专业刑辩律师团队，通过专业论证、类案检索报告等多维度施压。而本案家属则大概率会在多方咨询后，最终选择接受认罪认罚程序——这不是对法律的放弃，而是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妥协。这种司法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正在制造新的司法不公。

三、刑事辩护困局中的职业褶皱

   刑辩律师常陷入双重褶皱的撕扯：既要对抗公权力的惯性思维，又要直面当事人的现实困境。当其他同案犯均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家属反复询问“胜算有几成”之时——我们既不能像算命先生般承诺结果，也无法苛求困顿中的当事人理解“程序抗争”的意义。

四、褶皱中的微光：法治进步的草蛇灰线

   党中央一直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虽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但不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已主动将“被告人主观认知”纳入审查重点，要求公诉机关补充“当事人是否明知嫖资不受法律保护”的证据。这种转变暗示着机械司法的坚冰正在松动。

   当法治理想照进现实褶皱，刑辩律师的价值，有时恰在于成为“法治褶皱的熨烫者”，刑辩律师能做的，是以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在法律意见书上的一个脚注，在辩护过程中的一句观点，以及永不放弃的专业较真之中，实现让每个当事人在司法机器前保持最后的尊严——即便他衣衫褴褛，即便他满身泥泞。只要有1%的可能，必然尽100%的努力，即便这些努力未能改变案件走向，但至少为司法档案留下了不同声音。通过一个个个案积累，最终会推动着司法解释的细化和完善：比如2018年“于欢案”激活了防卫过当条款的适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些正是司法实践倒逼立法的生动例证。

ENDDING

   最近很火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那句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却是“我们认命了”的叹息。刑事辩护从来不只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更是法律与人性的复杂博弈。